谈人生、谈理想、谈事业，不谈产品、不谈制度、不谈公司，培训教材大都是“小故事大智慧”之类开拓智力的书籍。陕西省咸阳等市工商机关在近日的打击传销活动中发现，这里的传销悄然发生了变化。 
　　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非法传销者大多聚集在咸阳、渭南等市的郊区，来自四川、重庆、湖南、云南等十余个省市，最多时达到了一万六千余人。 
　　“现在的传销已经从最初的粗放式经营，转向了追求质量和效率。”咸阳市秦都区工商局“打传办”主任赵建国分析。 
　　据了解，目前的传销者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谓“高科技产品”，而纯粹在拉“人头”。他们的发展对象十分明确：不安于现状的人、有事业心的人、生活大起大落的人。 
　　“打而不散，散而不走，继续我行我素。”秦都区工商局“打传办”有关负责人对打击传销工作的效果心存忧虑。秦都区政府一位官员表示，传销案件查处中面临一些法律的制约因素，影响着打击的力度。 
 

　　陕西省咸阳市陈杨镇里。 
　　王军从重庆匆忙赶到这里。因为咸阳市工商部门刚刚摧毁了一个传销窝点，遣散受骗人员70名。王军的母亲就是其中七十分之一。 
　　然而，这个母亲的表现出人意料。她冲上去，对久未见面的儿子劈头盖脸一顿乱打，嘴里念念有词：“谁让你来的？耽误我发财的机会！你叫人来抓我，我不认识你，你不是我儿子……” 
　　她完全丧失理智，几欲冲向马路上急驶的汽车，以死威胁儿子。 
　　“这就是我妈，好好一个人，来这里搞了几个月传销，全都变了！”4月10日，王军面对记者，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老李推个车车，车上拉的白菜萝卜。 
　　“比以前好卖多了！”老李兴奋地说道，“每天傍晚，他们过来买菜，不挑不捡。新闻动态：传销新变种 不卖产品只拉“人头”——陕西关中地区传销又出花样，尽在直销网。”就连老李自己都觉得卖不出去的烂菜帮子，也都统统被买走。 
　　镇里小百货商店的马老板也发现，村里的早点摊生意兴旺了，整个村的房租都涨了。 
　　这一切，都缘于那些操着外地口音的人。 
　　“那些人穿得整齐，精神得很。村里走来走去的都是这些人。”陈杨镇村民赵仪觉得奇怪：这些人老呆在屋内上课，很少出门，即使出来转悠，也三五成群，刻意与本地人保持距离。 
　　陈杨镇之邻，钓台镇的曹寨家、安谷村、段家堡，渭滨镇的东南坊，渭阳的南北安村等许多村、镇住满了外地人。更甚者，外来人员数量达到了当地村镇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神秘来客越来越多，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非法传销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来自四川、重庆、湖南、云南等十余省市，最多时达到了一万六千余人。 
　　出咸阳，沿渭河东行一百公里，渭南市郊的情况亦相类似。 
　　渭南市临渭区车雷村，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的“客人”已经超过本村人口。一大清早，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唱歌。 
　　4月5日，当地工商所的执法人员去“探望”这些“客人”，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在这儿干啥呢？” 
　　“搞个联欢晚会。” 
　　“白天咋搞联欢晚会呢？” 
　　“讲故事呢。” 
　　“来客”们其实就是搞传销。渭南市临渭区不少村子的房租涨了价，租给普通人一间50元，给搞传销的就是80元。 
 

　　“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听广播，被洗脑后利欲熏心，私欲膨胀，一味追求金钱、抛却世间亲情……”咸阳市秦都区工商部门的一份报告，披露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上海一名张姓的传销人员被其同学骗来，经过一番“劝导教育”，身陷其中不愿自拔。她给父亲打电话，说自己在咸阳某厂上班，并承包了工厂食堂，要家人带钱过来。她父母到来后，女儿又骗说工厂放假，让父亲先和她去听课。结果，父亲发现情形不对，说要离开，女儿就将父亲的手机、钱包全骗走，致使其父当晚身无分文，在立交桥下过了一夜。此后女儿始终没有露面，手机也关了。 
　　四川籍大学生何敏带着学费来搞传销，谎称遇到车祸，骗取父母5000元。父亲多次来咸阳寻女未果。在公安民警的帮助下，父亲终于与何敏见面，但何敏表示不愿意回家。无奈，父亲和亲戚强行将她带回。途中，何敏跳车。 
　　…… 
　　如此众多的传销者为何执迷不悟？ 
　　咸阳市政府多次集中打击非法传销。工商人员发现了一个新动向：传销组织的宣传理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在这些传销者中间，一直流传着“三谈三不谈”：谈人生、谈理想、谈事业，不谈产品、不谈制度、不谈公司。 
　　这个堂而皇之的口号，经过刻意包装，使得参与者上当受骗后还深信不疑。 
　　“现在的传销已经从最初的粗放式经营，转向了追求质量和效率。”咸阳市秦都区工商局“打传办”主任赵建国分析，传销分子之所以专拉自己的亲属和朋友，是因为这样干的成功率高。 
　　很简单，亲戚朋友上了当，一般不会大肆声张。 
　　传销组织号召参与者专“吃”亲戚朋友。他们还把亲戚朋友做了明确分类：不安于现状的人；有事业心的人；生活大起大落的人。 
　　赵建国发现，与以往传销相比，现在的传销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谓高科技产品，连最后的掩饰都懒得要了，他们现在只是纯粹的拉“人头”。在2006年12月中旬的集中打击中，咸阳市工商局及公安局取缔了8个传销窝点，发现参与人员500多人，但都没有产品。 
　　传销头目给组织成员灌输一种思想，那就是成功者永不放弃，放弃者永不成功。他们告诉组织成员，大家现在并不是掏钱买了什么产品，而是买一份事业。这样就巧妙地回避了销售产品这一概念，用“创业的理念”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偷梁换柱。 
　　广东人老田说，在进行培训的同时，传销组织者号召参与者要有吃苦精神，睡地铺吃白菜萝卜，声称“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这一点，对一些年轻人或者失业者，特别是不满足现状的人，恰恰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老田说，他们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走出门外背业务知识，八点到九点多上课。然后就回去做饭，做游戏，下午上课堂，唱歌、实话实说，开思想教育会等。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被全部占用，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始终周而复始地做着同样的事。 
　　“只有金钱，只有利益，无父无母，无亲无友。他们是一群急红了眼的赌徒，不顾一切来实现自己的黄粱美梦！”一位执法人员愤怒地说，在传销人员的眼里，只要是认识的可以骗来的，就算是他们的成绩，就是跨入百万、千万富翁的开始。他们只有想方设法拉拢更多的“羔羊”进入设好的圈套，才能保证他们充满自信地认定：这条路没有走错。 
　　在执法行动中，查获到传销组织平时使用的培训教材，大都是“脑筋急转弯”、“小故事大智慧”之类的书。这些智力开拓、陶冶情操的书籍，竟然被传销头目们作为骗人的工具。 
 

　　深夜，咸阳市警方出动150多名执法人员，突击检查传销窝点。 
　　在咸阳市秦都区南安村六组，一些传销人员正在一处居民房上课，3名在外放哨的传销人员被执法人员逮了个正着。在现场共查获聚众传销的有50多人，他们大多数是湖南籍，主要搞化妆品传销。同时，另一路执法人员在咸阳市沈家小区也查获一个传销窝点。 
　　此次突击检查共查出300多名非法传销人员。 
　　这是2006年8月的一次“打传”行动。 
　　从那时起到年末，咸阳市政府组织工商、公安等部门，对辖区内的传销活动给予持续打击。咸阳市秦都区政府专门设立“打传办”，先后出动车辆180台(次)、人员800余人。执法行动共摧毁传销窝点160多个，遣散传销人员1500余名。 
　　在传销人员较为集中的南安村附近，当地居民反映仍有少量传销人员还在活动。“快过年了，一般都是搞传销的淡季。过了年就说不来了。”村民老张对以前各家红火的出租房生意颇有些怀念，“政府不让他们住，是因为有人搞传销，可咱老百姓只租房又不懂那些，这不算违法吧。” 
　　与老张有一样想法的村民不在少数。工商局建议区政府动员街道办事处，挨家挨户发放宣传资料，召开村民会议。各公安派出所与各社区、管委会、村委会签订责任书，严格管理辖区内房屋出租户，对于擅自出租给传销人员的，按照有关法律给予出租户经济处罚。 
　　“打而不散，散而不走，继续我行我素。”秦都区工商局“打传办”刘主任回顾前一段时间的整顿工作，对打击传销工作的效果心存忧虑，“我们的执法活动多次被传销人员围攻，冲击机关、干扰办公的事件时常发生。我们把参与传销的人员集中说服教育，组织学习有关法律，但大部分人还是毫无悔改之心。” 
　　面对大批已经被洗脑，死心塌地做传销的顽固者，政府部门的办法似乎不多。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公安人员告诉记者，每当释放那些被拘留的传销头目时，会有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早早等在门口迎接。他说：“强制的办法行不通，只能劝其自行解散，可有谁真正的散去呢，说不定他们又转移到外地继续乱搞。我们的思想工作对他们来说是隔靴搔痒，作用很小。” 
　　传销案件查处中面临一些法律的制约因素，影响着打击的力度。秦都区政府一位官员表示，国务院早在2005年就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但该条例没有实施细则，如何处罚难以操作，更没有行政强制措施。 
　　按照规定，打击非法传销活动的主要职责由工商部门承担，公安机关只是配合。作为工商部门，也只能是没收现场财物，教育并驱散传销人员，治标不治本。 
　　虽然《禁止传销条例》明确规定，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工商部门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参加传销的可处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人头传销难以取证，加之查处的大多是受害者，处罚也就无从谈起。 
　　狡猾的传销骨干分子一般很少露面，下线只和自己的上线联系，因而执法人员常常抓不住有力的证据，无法对高级头目进行法律制裁。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打击不力的局面，直接后果就是传销违法犯罪大幅上升。 
　　“你错过人生的起点，但是你绝对不能错过人生的转折点。”王军的母亲有本“培训笔记”，扉页上赫然写着这段话。而她自己的这段经历，该会有怎样的转折点呢？ 
　　王军会带着母亲返回家乡吗？ 
　　谁又能够预测，这个女人会否重返关中，重操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