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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老子养生”道家趣闻典故

类型：行业动态　发布日期：2016-12-25 　浏览量：收藏本文章

疯狂的“老子养生”道家趣闻典故

一、田齐尊黄重老
    战国时田齐尊黄重老的行为，是黄老道家形成的根源。稷下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它的基本体系是由稷下学者首先建立的，是老子之后影响最大的道家学派，以致现在人说道家一般指的就是黄老道家。稷下黄老之学与老子无为的道治差别很大，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道家是其哲学基础，法家是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兼采百家则是其政治主张的辅翼。稷下黄老之学产生后曾两度成为“显学”，战国中后期曾是田齐政权的官学，西汉初年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曾一度成为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田齐政治和西汉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稷下黄老之学之所以产生于齐，兴盛于齐，是因为田齐统治者大力提倡的结果。为什么田齐统治者一上台之后就不遗余力、大张旗鼓的尊崇黄帝、宣扬黄帝的学说呢？除了尊祖之外，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代姜齐的政治借口。田氏代姜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民心、巩固政权，他们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黄帝，想借黄帝战胜炎帝的历史，为自己正名（田齐的祖先是黄帝、大舜、陈国国君、陈完；姜齐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为什么田齐统治者又尊崇老子，褒扬他的道家思想呢？因为田齐统治者与老子是同乡。据《史记》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而苦县本属陈国，只是到了春秋时期陈国被楚国所灭，才属楚国。老子的故乡是陈国，田齐统治者的故乡也是陈国；老子的学说是“道”，而齐国从姜太公立国起就有重“道”、“道统”、“道术”的传统；田齐统治者将祖宗、同乡老子的“道”与齐国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扬弃，推行一种讲究通权达变的新道学——黄老之学。
    二、曹参无为之贤相
    曹参为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丰沛故旧，在三年的反秦战争和四年的楚汉战争中立下不世之功，当时汉廷诸臣论功名，曹参位次仅次于萧何。话说刘邦称帝，开国第二号功臣曹参，被封为齐国的丞相，肩负重任，辅佐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曹参本是武将，对安邦治国并不在行。曹参是个善于集思广益的人，他上任伊始，就邀请齐国“长老诸生”，讨论治理齐国，“安集百姓”之方。但诸人“言人人殊”，使曹参一时难以定夺。有人向曹参推荐了胶西的盖公，说他谙熟黄老之学，是治国的大贤。曹参礼贤下士，请回盖公。《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曹参相齐九年间，推行黄老学说，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混乱的社会秩序逐渐得以安定，使凋敝的经济慢慢得以恢复，农业人口也得到快速增长，齐国大治，曹参也被称为齐国自管仲以来贤相。
    曹参不仅是齐国的贤相，也是大汉国的贤相，成语“萧规曹随”讲的就是这段经历。说惠帝二年萧何宰相去世，曹参接位。有趣的是，曹参接任后，万事无所变更，完全依照萧何时代的规划。人事上选用有治理地方实际行政经验，且木讷又拙于文辞、处事待人厚重的人。那些有野心或企图大干一番的绝不任用。曹参每天花在处理相国府的公事上时间非常少，并且大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细微的小过错，曹参都帮助大家掩饰过去，因此每天几乎都没有什么事情。曹参自己则日夜饮酒，以拒绝处理太多的事情。很多公卿大夫、将领们到相国府商议公事，曹参便招待他们喝酒，直到喝醉了，什么建议也来不及讲，便又回去了。曹参接替萧何，在宰相位只干了三年就去世了。曹参在任相国的短短三年中，全面推行黄老政治，它既不象法家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它的原则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从而为文景盛世打下了基础。
    曹参死后，老百姓怀念，唱歌称颂说：“萧何制法，明白整齐。曹参代之，守成不失。承蒙曹相无为清静之治，百姓安宁，乐业安居。”司马迁在《史记?曹相国世家》的结尾处评述说：曹参作汉朝相国，主张清静之法，合乎道家学说。天下百姓在摆脱了秦朝的苛政之后，享受到了由曹参带来的休养生息的无为之治，于是天下人交口称赞。苏东坡赞曰：“夫曹参为汉宗臣，而盖公为之师，可谓国盛矣。”
    此外，“匆扰集市”也是曹参无为而治的佳话。讲的是曹参接任萧何任汉朝丞相，临走前叮嘱齐国接班的丞相说，拜托你啦，不要去干扰集市。接班齐相大不理解，问曹参齐国这么大，就没有比集市更重要的事吗。这其也是道家重视市场调节作用的一事例，齐国晒盐矿铁等工商业发达，曹参把勿扰市场作为治国的重中之重，是有道理的。
    三、汉文帝以鬼神巧应贾谊
    汉文帝是文景盛事的开创者，好黄老之学，大力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宽刑薄赋、自由工商，政治上也利用黄老道家思想，以静制动，对付那些不安分诸侯蕃王。贾生名贾谊，洛阳人氏。贾谊著的《治安策》和《过秦论》是西汉名著，对后来历史影响也很大。贾谊十八岁时就因诵读诗书会写文章而闻名当地。您可以阅读疯狂的“老子养生”道家趣闻典故这条新闻的详细信息。经吴廷尉推荐，汉文帝征召贾谊，并让他担任了博士之职。汉文帝也十分喜欢他，后又破格提拔，一年之内就升任了太中大夫。
    贾谊才能杰出，思想激进，位居高官自然想大有一番作为，汉文帝也采纳了他的一些主张如修改各项规章，改变秦朝旧法，分割诸侯封地等。但贾谊仍不满足，变法建议仍很多，特别是屡提急进的削蕃建议。此后，汉文帝慢慢的就烦了贾谊那一套建议，就渐渐疏远了贾谊，不再听取他的意见，还把他调到长沙，出任长沙王太傅。一年多以后，贾谊被召回京城拜见皇帝。当时汉文帝正坐在宣室，接受神的降福保佑。因文帝有感于鬼神，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贾谊乘机讲述了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直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于是，就有了诗人李商隐名诗《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四、窦太后猪圈儒生
    窦太后是西汉黄老政治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文景盛世的关键人物。《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窦太后作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在这四十五年之中，她极力推崇黄老之言。窦太后因好黄老之术，文帝为人性格温和，也受其影响。景帝时也尊太后之命用黄老。汉武帝即位后，第一次独尊儒术就是因窦太后反对而失败。
    在景帝的时期，窦太后召见了一个儒家的人辕固。辕固在《诗经》的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景帝时的《诗经》博士，是齐国人。当时齐国凡在《诗经》方面有成就的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大名鼎鼎，也很受景帝的赏识。一次，窦太后请他去，自然窦太后知道他是个《诗经》博士。然而，窦太后并没有向他请教《诗经》，而问他有关黄老之学的问题。辕固觉得奇怪，但他知道窦太后的居心。然而，辕固并不慑于窦太后。他的回答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他不悄一顾地说：“黄老算什么学问，不过是妇女和小孩子说的话。”
    窦太后听后非常气愤。认为辕固是在故意顶撞她。窦太后便罚辕固到野猪圈中去斗猪。景帝当时也在场，但景帝为人温和，当窦太后罚辕固斗猪时，他将身上带的宝剑借给辕固，救了辕固的命。
    据说汉武帝即位后，要废黩百家、独尊儒术。窦太后大怒，虽说刘彻是自己的孙子，但毕竟九五至尊，也不好把他怎么样，于是就杀鸡给猴看，将他的几个儒门臣子如太傅卫绾、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给狠狠治了一通，把他们关进野猪笼。
    五、汉武帝颁诏谢罪
    道家人都对汉武帝没好印象，是汉武独尊儒术，让黄老道家走下圣坛。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正如《汉书》上说的，“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到处都是人吃人。汉武帝为此后悔了，向人国人民颁诏谢罪，经济上重回黄老政治那一套。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向百姓谢罪的帝王，也是唯一谢罪的帝王，可见当时情况之险恶。
    汉武帝是个好大喜功、不甘寂寞的君主。他重用窦太皇太后之侄魏其侯窦婴和王太后同母异父弟武安侯田鼢，下诏要各郡国举荐贤良方正之士。有大儒董仲舒等入选，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深为赞赏。不料他的祖母窦太皇太后素好道家黄老无为之术，厌恶儒生，赶走了董仲舒，训斥了年轻的武帝。所以第一次独尊儒术失败。5年后窦太后去世，21岁的汉武帝大权在手，真正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政策，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汉武帝胡作非为，把文景之治多年积累的国力，短短几十年就耗干了，西汉王朝由盛转衰。
    重税剥夺、官营掠民、穷兵黩武等，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搞得百姓四处流亡，天下大乱，暴动接连发生。《汉书》上记载：“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汉武帝用了几年的时间来对各地的暴乱进行镇压，但仍然是“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资治通鉴》记裁，由于连年征战，海内虚耗，社会动乱，人复相食。面对普遍到处都人吃人，饥民流民群起闹事，汉武帝晚年也开始悔过了，下了一道向全国人民谢罪的诏书，他在《轮台罪己诏》中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是说，当今的任务是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准再随便征税，全力从事农业生产，回到与民休息的政策中来。这是说，退回到“文景之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中来。
    汉武帝死后，以夏侯胜和黄霸为代表的一帮大臣公然抗旨，反对给武帝修庙，要对汉武帝全盘否定。夏胜侯说，武帝虽然有驱逐四夷开疆拓土的功绩，但造成大批士兵和民众死士，弄得民穷财尽，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以至国家财力耗尽，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半数人口死亡。到处发生蝗灾，赤地数千里，到处都是人吃人，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武帝对百姓没有什么功德恩泽，不应该给他建庙。好在丞相蔡义忠于武帝，顶住了非议，将夏侯胜等按“大逆不道”罪处死并“夷三族”，但并未执行。两年后，汉宣帝将夏侯胜与黄霸放出，分别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和扬州刺史。这就透露出了汉宣帝的微妙态度，也说明了武帝庙宇之议的背景并不是那么简单。武帝是宣帝的曾祖父，但宣帝的祖父母、父母都死于武帝之手，宣帝自己也差一点被杀于襁褓之中。
    六、汲黯无为而东海大治
    汲黯(死于公元前112年)濮阳人，汉武帝初时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汲黯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主管侯国事务），位列九卿。
    汲黯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三大诤臣（汉代汲黯、宋代包拯、明代海瑞）之一。杜甫有诗云：“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曾国藩曾自嘲“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汲黯是黄老政治的实践者，这就与汉武帝独尊儒术、大作大为的思想完全相反。因治国理念不同，汲黯屡次直谏匡君。汉武帝要尊儒家效法尧舜（尧舜都是垂拱而治的样榜），汲黯则嘲笑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安能效法唐虞乎？”武帝怒而罢朝。
    汉武帝烦了汲黯，就任他担任东海郡（郡治今山东郯县）太守。汲黯信奉黄老之学，为官处世，喜好清静，他把事情交付给下属处理，为政只督查下属按大原则办事，不苛求小节。他体弱多病，常闭门卧床。一年多时间，东海郡便一片清平，百姓拥戴。汉武帝知道后，召汲黯回京任主爵都尉。几年后，汉武帝又烦了汲黯，派他到淮阳任太守，整个淮阳郡在他的治理下，政通人和，一片兴旺。汲黯在淮阳做了七年，最后病死在淮阳太守任上。
    汲黯的故事还有不少，历史上与他相关的成语有2个。一是后来者居上。汉武独尊儒术时，满朝黄老大臣不用，用一帮新儒生，于是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居上。” 另一个是“门可罗雀”。这个典故是司马迁借用翟公之口来说汲黯，由于为官清廉，等到削职为民的时候，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自然是门可罗雀了。
    七、淮南王刘安上千门客著《淮南子》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据说作书门客达一千多人。淮南王刘安应属黄老大鳄，《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淮南子》一书的问世，推动了黄老之学盛极一时的局面。黄老学派发展到《淮南子》的问世，已经完成了自己新的理论体系。在《淮南子》中，对于这个学派所主张的清静无为，主逸臣劳，恢宏礼义，务德化民，宽简刑政，除削繁苛以及总的顺乎民欲，应乎时变等要旨，一一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很明显，这时已根据政治社会的需要，对先秦的黄老之学作了重大的改造，主要使它不再是单纯道、法的结合，而成为儒、道、法三家为主的结合。这种情况在法律思想方面，同样具有值得特别重视的意义。它在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发展史上可以说发挥了划时代的作用。
    近代胡适对《淮南子》研究很深，认为《淮南子》是道家哲学中的巅峰著作之一，从中提炼出了“虚君的共和主义原则”和“众智众力的民治主义原则”。他两次把他研究的《淮南王书》呈送给蒋介石，希望能对其专制思想有所约束。
    《淮南子》这部书历来评说不一，长时期内被论定为杂家之言。历史上，著书人数最多的是吕不韦三千门客著《吕氏春秋》，虽然为《吕氏春秋》作序的高诱及司马迁都认为该书属道家，但现也被列入杂家。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胡适这一说法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根据的。他在论证中提到：司马谈认为“道家者流……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一百多年后，《汉书》这样对杂家界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可见道家的特征与杂家的定义相似，因此，《汉书》分类时，把古代思想式里的老子、庄子、天骈、列子等等列为“道家”，把道家的范围缩小了，故《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都收不进去。
    八、梁元帝兵临城下还讲老子
   梁元帝萧绎(508-554)，南朝梁画家，字世诚，武帝萧衍第七子，南梁第四位皇帝，在位3年。梁元帝萧绎平定了侯景之乱，可这时候的梁朝已经是支离破碎了，西魏趁梁朝大乱，出兵攻占了当时的梁都江陵，俘虏了萧绎，不久将萧绎杀死。据史载，梁元帝嗜书成命，好文学，博览群书，又通佛典，致力于编纂和著述，著有文集五十二卷、《汉书》注释、《周易》讲疏、《老子》讲疏等共三百六十余卷。当北魏兵临城下，他不积极组织防御抵抗，却戎服与群臣讲《老子》，被魏军攻破，临死前他还做了一件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蠢事，把东阁竹殿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一把火全烧掉了！问他为何烧书，他说，读了万卷书，还落得今日的下场，书还有啥用场！
    历史上，对梁元帝评价比较负面。他读书虽多，但为人量小，忙于内斗，杀兄屠弟。侯景之乱时，他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控制长江中上游，军事实力最强，但他不积极平乱，反而把兄弟子侄全都看成是自己获得皇位的绊脚石。王夫之曾深刻地指出：“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在王夫之看来，梁元帝没有从读书中得到有关切实有用的教益，嗜书便成了玩物丧志，与嗜酒、好色并无两样，所以还不如不读的好。
    九、竹林七贤士
    魏晋玄学时期7位名士的合称，包括：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7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士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道家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後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後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十、唐太宗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么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魏征，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谏而名垂史册。后世一些诤臣，如称为青天的包拯都以他为楷模。他不仅敢谏，而且善谏。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其去世，十七八年间共上重要奏疏二百多次，达数十万言，大都为太宗采纳，使太宗避免了政治上的不少失误。唐初社会能够出现号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作为谏臣的魏征是有其功劳的。
    “垂拱而治”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比道家无为而治更加积极生动形象，它要求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积极地求治，不是消极地顺势而治。垂拱而治与无为而治的内涵上也不完全相同，还含有“四两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质与黄老政治是一样的，都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
    唐太宗曾谈其治国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初盛世：唐太宗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唐玄宗也受太宗影响，竭力推崇道家思想，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他写道：“圣人之无为也，因循任下，责成不劳，谋无失策，举无遗事，言为文章，举为表则，进退应时，动静循理……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
    十一、马若瑟在《道德经》中发现了上帝
    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法国传教士，1698年来华，他曾用拉丁文对《道德经》作了评述。马若瑟是个有钻研精神的传教士，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其中影响最大是他在他是老子书中发现了上帝名字，《老子》第14章曰：视之不见名曰夷（Yi）、听之不闻名曰希（Hsi）、搏之不得名曰微（Wei），所以，Yihiwei(雅赫维)等于“夷希微”，也就是上帝耶和华的名字，该发现非同小可，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无所不在，中国也决不例外。该发现也鼓舞了“《旧约》形象学派”一帮人，这是一个要以中国文明证实《圣经》可靠性的团体，当时在欧也曾流行一时。其追随者经常召开关于上帝、神、道的学术会议，甚至今天仍有人在研究它。他们中一些大胆者甚至提出了“神道”教来代替基督教，终不为罗马教庭所容。
    马若瑟另一突出贡献，是他对元曲《赵氏孤儿》的法译。法国启蒙运动领头羊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于1755年在巴黎公演，轰动了法国和欧洲。此剧本后曾三度译成英文，五度改写上演，对西方启蒙运动影响极大，极大的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十二、法国汉学家儒连首译《道德经》
    老子的《道德经》可谓博大精深，包含了上古神巫的文明智慧，中国人如果没有古文、哲学基础，看起来如同天书似懂非懂，更何况文化习俗都不相同的外国人。17世纪来华传教士就开始翻译《道德经》，但难度太大，只有一些部分翻译的传译本。据李约瑟的考证，最早的传译本有三：一是17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二是18世纪初法国教士傅圣泽的法文译本；三是18世纪末德国神父格拉蒙特的拉丁文译本。
    法国第一位汉学家讲席雷慕沙，潜心研究过老子的《道德经》，1823年在《亚洲丛刊》发表的《关于老子的一生及其作品的报告》中，仅翻译了《老子》第一、二十五、四十一、四十二等4章，他说“道”只能译成三种涵义：最高的存在（即上帝）、理性及体现，除此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正确的译法。雷氏没有全译《道德经》，认为老子的这本书不容易理解，如果谁能全译并结合学说阐明它的内容，那就是一个大功劳。
    由于多种原因，17世纪末儒家经典都已经翻译成了西文，而《道德经》迟迟没有全译本，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李约瑟在《道家与道家思想》一文的总结中惋惜的说：“中国哲学家孔子对十八世纪的欧洲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是大家所熟悉的。如果道家经典当时也能翻译出来，其效果是何等的不同啊”。事实上，哲学家黑格尔对道家的评述，主要来源于雷慕沙，他本人并没有见过全译的《道德经》。1826年黑格尔访问巴黎时，曾与雷慕沙见过面，并聆听了雷氏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雷慕沙对《老子》的翻译和阐释，直接影响了黑格尔对老子和道家的认识。
    儒连（Stanislas Julien，1797－1873），中国名也称茹理安或朱利安，是继雷慕沙之后法国最优秀的汉学家，雷慕沙的优秀学生。1842年儒莲完成了老师雷慕沙的生前嘱托，出版了全译法文本《道德经》，书名为“关于道和德的书”。据施博尔教授研究，这个译本至少利用了七种注本，不仅包括标准的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正确地表达了《道德经》的内容，因此，大多数汉学家把儒莲译本视为最佳译本。虽然1839年卜铁发表拉丁文的《道德经》全译本，被视为欧洲的第一个全译本，然而其影响很小。儒莲继雷慕沙任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四十余年，此后以他的名字设立的。
    十三、托尔斯泰亲注《道德经》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文学家、19世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托尔斯泰曾亲自动手翻译了老子的言论，此事已传为文坛佳话。他从1884年起就动手摘选和翻译《道德经》，主要从法译本并参照德译本转译。他边读边译边研究，断断续续经过10年完成。译作于1910年由“媒介”出版社印行，书名为：《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主要部分是老子言论摘选，共选入64段语录，附有两篇论文，一为托尔斯泰写的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是伊·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写的短文《关于圣人老子》。后来，托翁去世后，1913年又出版一个经别人整理的译本，书名是《老子道德之书》，列·尼·托尔斯泰编，京都大学教授丹·彼·科尼西译自中文，谢·尼·杜雷林增补注释，这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道德经》俄译本。鉴于俄国当年许多汉学家的译稿都未及发表，仅仅作为手稿保存下来。而托翁的译本则能早早问世，因而可以说《道德经》在俄国的流传，早期主要得力于托尔斯泰的编译本。托尔斯泰以他的名望使《道德经》在俄国得以广泛传播。
    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无为”的思想，后来他就把它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主张用“无为”对待一切事物。他在《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文里就提到：“老子学说与基督学说，其实质是相同的，二者的实质在于通过节制一切肉体的东西而显示构成人的生活之基础的灵和神的本质”。1891年俄国圣彼得堡一位出版家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他回答说：受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的影响“很大”，而受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退一步说，从托翁的言论也已得到印证。
    十四、里根治大国若烹小鲜
    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是美国第40 任总统，连续任两届。里根是美国历史上当选和就职时年龄最大的总统，也是最长寿的总统。里根可能在1984年访问中国期间，了解一点道家学说。里根总统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中国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阐明其施政纲领。他还在咨文中鼓吹说，“在别的宪法中，政府告诉人民怎么做；在我们的宪法中，咱人民告诉政府怎么做，而且只能按照宪法上规定的去做。别的革命是用新的统治者来取代旧的统治者，而我们的革命却立人民为主人，雇政府为仆人。在美国，是咱人民说了算”。里根一句话引起强烈反响，《老子》一书畅销美国，一时“纽约纸贵”，于是八家出版社竞相出版《老子》，其版权价值13万美元，可谓一字千金了。
    里根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并不是故作高深，用外国古人的话充门面，而是深悟其妙。众所周知，里根所代表的也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其核心价值就是坚守古典自由经济思想，反对政府干预。这简直与老子“无为而治”天衣无缝般的吻合。1984年，里根总统在访问上海复旦大学所作的演讲一再突出了他与老子的无为思想的根本共识：“我们相信每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严。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特殊天赋和才干、每个人自主、自立的权利格外珍视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宪法为什么如此特别：因为这是人民给统治者立下的、以防范统治者为目的的宪法，不是统治者领导下为防范人民所立下的宪法。”
    根据美国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在200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里根是美国公众心目中历来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公众对里根的高度评价与里根的执政成就是分不开的。里根受命于危难之间。当时的美国受困于经济低迷，冷战高峰和伊朗人质事件，人民对国家的前途也感到十分迷惘。作为演员出身的里根，没有从事具体商业活动的经验，也不掌握精深的经济理论，更没有涉足国际事务的背景。然而，里根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乃至国运的颓势，降低了一度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经济也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高的增长率。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根更是凭借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美国的实力取得了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胜利。
    十五、玻尔自称道家得道者
    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 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与爱因斯坦并称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双雄”。玻尔在1937年访问中国时发现了道家的太极图，为互补原理找到了哲学上的基础。因为道家的太极图中的阴阳，就是处在对立的统一的关系之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进一步探索更让他震惊万分，他煞费苦心对光到底是什么所作的阐述，老子早在2500年前就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即阴阳互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概念的相对性）、“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等互补思想。
    从此，玻尔就与道家结下不解之缘，他说：“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1947年，玻尔设计了他的哥本哈根学派研究所图徽，其中心是伏羲黄老的“太极图”，同时还加上了“对立即互补”的铭文。1949年，当他被丹麦王室授以勋章时，他说：“我不是理论的创立者，我只是个（道家）得道者”，而且要求把太极图作为荣誉证书的背景图。
    十六、李约瑟自称名誉道家
    李约瑟博士(1900-1995年) ，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两次诺贝尔奖得主，聘任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李约瑟晚年自称“名誉道家”，他自取译名，李姓源于老子，取字“丹耀”，号“十宿道人”和“胜冗子”，道味十足！李约瑟历经30多年时间，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呕心沥血，从1956年到1983年已出版五卷《中国科学技术史》，该书一出版便闻名于世，1968年在巴黎被第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家联合会授予“乔治·萨顿奖章”。李约瑟在研究中确定了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上的主要地位，发现了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他第二卷和第五卷高度赞扬道家思想，极力鼓吹道家的科学民主精神，对道家文化的世界传播意义重大。
    李约瑟以前的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主要的兴趣是在伦理和社会制度等方面。通过李约瑟的工作，人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道家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以及世界文明的现代意义，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中国科学院董光壁在《当代新道家》中说：“在我看来，李约瑟对人类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发现的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我甚至想，他的这一发现可能是，在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新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起点。”
    十七、卡拉普道家情结
    卡普拉(F.Capra1938——)，美国物理学家、文化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卡普拉的道家情结已经深深地溶入了他的生活，成为他行动的准则。他说：“在那时，我的生活和工作风格极大地被道家哲学影响。我力图增强我的直觉觉察并认出‘道的图像’；和实践无为的艺术，即不做“反事物天性的事”，不过分强求等待合适的时刻。”就如在寻找顾问一事上，实践这种信仰，他如愿地找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像我一样是反叛者和改革家”。他选择用道家的方法来生活工作，可见道家思想在他心中的份量，当然这也源于他所理解道家之道的科学性。他认为中国哲学具有高度的社会意识，各学派都在以各种形式关心社会生活、人的关系，道德价值和政治，并且追求达到和宇宙的神秘统一。“按照道家的观点，当人们按照自然的秩序地采取行动并信赖他们直觉的知识时，就会获得人类的快乐。”卡普拉欣赏这种对自然的的尊重，而且也看到道家在努力“重新获得被社会戒规所破坏的那种原始、自然性。”
    卡普拉著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又名《物理学之道》）风靡西方，将现代物理学新说与“东方神秘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对道家学说赞不绝口。卡普拉1982年又发表了《转折点：科学、社会与新兴文化》，该书扉页上印的是中国道教的复卦。这本书奠定了新时代人世界观的基础，打破牛顿式的机械论的世界观，代之以整体的有机系统观。
    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环境伦理学家R.F.纳什评价说：“卡普拉深受正在兴起的生态学的鼓舞，把它视为道家的万物一体意识的西方对等物。”
    十八、普里高津迷上了道家自组织思想
    普利高津（I.Prgogine，1917－2003），比利时化学家、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认为中国的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中具有“自组织”和“自发运动”的思想，这与西方传统结合起来，也许能导致一种面向未来的自然模型。他乐观地指出，“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迹像是，科学现在能够把与其它文化传统相联系的观察能力集合起来，因此能够促使这世界的经历了不同进化路径的各部分互相尊重和理解。”这里的其它文化传统，首先是指中国道家文化的传统。
普利高津的著作有《从存在到演化》、《从混沌到有序》、《探索复杂性》、《确定性的终结》等，他在著作中喜欢引用老子、庄子的原作，如《老子》第30章曰：“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为其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天运》云：“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十九、汤川秀树迷上了庄子的混沌
    汤川秀树，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人。汤川粒子物理学上的“混沌”说的产生，是受到《庄子·应帝王》中关于“混沌”的一则寓言的启发。他说：“最近我又发现了庄子寓言的一种新的魅力。我通过把倏和忽看成某种类似基本粒子的东西而自得其乐。只要他们还在自由地乱窜，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直到他们从南到北相遇于混沌之地，这时就会发生像基本粒子碰撞那样的一个事件。按照这一蕴涵着某种二元论得方式来看，就可以把混沌的无序状态看成把基本粒子包裹起来得时间和空间。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诠释是可能的。”
    他还说：“我研究基本粒子已有多年，而且，至今已发现了30多种不同的基本粒子，每种基本粒子都带来某种谜一样的问题。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深入一步考虑在这些粒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想达到最基本的物理形式，但是，如果证明物质竟有30多种的不同形式，那就是很尴尬的；更可能的是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相应。”“它可能是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还未分化的某种东西。用所惯用的话来说，这种东西也许就是一种‘混沌’。正是当我按这样的思路思考问题时，我想起了庄子的寓言。”
    二十、老子领入门的汉学家马锐然
    马锐然(N．G．Malmqvist)，高本汉的高足，1924年生于瑞典，早年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对东方哲学颇感兴趣，遍读英、法、德等好几种不同的《老子》译本，却不敢相信它们竞出自同一原著，而且翻译的结果完全不同。带着这个问题请教当时任远东博物馆馆长的汉学家权威高本汉。马锐然回忆说：“我问他，这么多译本，到底哪一本比较接近原著、比较好?”高本汉毫不考虑地回答“都不好!”随即拿出一份尚未付梓的英文手稿，借给他回家读。一星期后，马带着几个疑问去还书，高本汉问道：“为什么不干脆学中文·你就可以自己读原文了呀!”这句话让年轻的马锐然当下决定了自己的将来。由此可见，马锐然是由《老子》领人汉学门的。1948年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奖学金，到中国搞研究。与导师不同，马锐然研究汉学是在华南的四川，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调查，结识了陈宁祖女士，成就了一段中国姻缘，后回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语言系教中文。1965年接掌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85年选为瑞典学院院士，成为18位院士中惟一的汉学家，且拥有诺贝尔奖投票权。1980---1982年两度担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1990年7月正式退休。在他任职期间，斯德哥尔摩远东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七万五千余册、中文期刊三千余种，成为北欧最大的中文资料中心、瑞典的汉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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