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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老子养生》老子思想、大仁不仁的至仁关怀

类型：电子期刊　发布日期：2017-3-3 　浏览量：收藏本文章

《疯狂的老子养生》老子思想、大仁不仁的至仁关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我国道家学派的开宗鼻祖。西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老子所倡导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得到就要付出。老子反对“巧”,投机取巧不是大巧。什么才是老子的智慧?
　　无为而治。无为是积极地无为而为,不是消极的不做事情,是要用“无为”的态度去做事。“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要使事物走上有秩序健康的轨道。无为是尊重自然,尊重人民。是不妄为、不强为、有所不为,抓住重点,守住底线。
　　在传统文化中是可以找到以解决现代问题智慧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说中提到:“一个人的声音可以改变房子就可以改变一座城市,如果可以改变一座城市就能改变一个州,就可以改变一个民族,就可以改变世界,所以你的声音就能改变世界。”这句话跟国学文化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致相似。美国前总统里根更是以“治大国若烹小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不言之教仍是教。人类的语言是有局限的,譬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相对于大自然的变化多姿,社会的复杂多变,人类的理解终归是有限的,语言也终归是贫乏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惟有以身作则,身修实证。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是天下至柔的,是强者不能打败的。弱胜强,柔胜钢。人应该是虚柔谦退的,虚才能容,才能接纳更多的东西。柔就是有进有退,能屈能伸,欲将取之必先予之。
　

老子西去，孔子东行，倘如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作综合考察，这就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的问题。一言蔽之：老子西去与孔子东行，体现了这两位大哲理想中的人生归宿与某种终极追求。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老子在西去途中经过函谷关，遇见守关官吏“尹喜”，史称关尹子。《列仙传》说：“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同名的书又称：“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引自《史记·集解》及《索隐》）

　　老子为何西去，而不是北上，或是南下？学术界似乎对此并没有深度探索。笔者曾指出：上古时代的中国西部是文明发祥之地，是传说中帝王圣贤梦寐以求的神秘天堂。例如黄帝西至昆仑之丘（《庄子·天地》），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穆天子传》），距今五六千年仰韶文化墓葬中的头颅又是朝着西方（《元君庙仰韶墓葬》，文物出版社，1983年）。大禹治水，足迹遍及天下，偏偏又是在西部巫山之下遇见“饮露吸气之民”（《吕氏春秋·求人篇》）。《淮南子·时则训篇》亦透露出一些相关线索：“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

　　年迈的老子飘然西出函谷关，他还能干什么以及他还想干什么？《道德经》推崇“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倡导“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的养生锻炼方法。因此，老子西去，或许正是想去西部的“不死之野”，与一些“饮气之民”、“饮露吸气之民”切磋，追求或者探索世上的长生之道。

　　华夏民族历来有援古而自重的传统，道教后来精心编制《老子八十一化图》，综合各种秦汉以来的传说，详述他西去一路上如何显示神通，摧伏敌手，乃至到达印度化身为佛教的始祖。撇开这些神话般的传说不谈，在中国思想史上真正与西去的老子思想精神遥相辉映的，有两位杰出的宗教家。

　　一位是唐代高僧玄奘大师。他为追求佛法真谛，“乘危远迈，杖策孤行”，诚所谓“决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最后到达印度，留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拜谒百岁高龄的戒贤法师，听其讲法，潜心研读佛典。又外出巡礼与参学，遍游五天竺，与外道及小乘僧人论战，以《破恶见论》击败论敌的《破大乘论》，名声大震异邦。西行十五年后，终于踏上了回国之路。玄奘取经归来，开创慈恩宗（又称法相宗），主张“唯识无境”，构建了一个以阿赖耶识为本体的理论体系，认为由阿赖耶识变现为前七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和末那识），“然后变现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来，引导人们由整个世界的‘空’进一步认识到阿赖耶识的实性，把染净俱有的阿赖耶识转变为纯净的阿赖耶识，证涅槃成佛”（引自陈扬炯《玄奘评传》第159页，京华出版社，1995年）。《疯狂的老子养生》老子思想、大仁不仁的至仁关怀查看、回顾，为你提供更好的相关新闻信息。

　　《道德经》曾说：“死而不亡者寿”（三十三章）。老子西去追求长生久视成仙之道，与玄奘西去求证佛法真谛之不朽，理论取径虽然不同，但从高远辽阔的大视野来看，两人本质上都是去探索短暂的个体生命如何获得某种形式的永生。

　　另一位是宋末元初全真教领袖丘处机。公元13世纪初，当蒙古大军攻打金朝，入侵华北平原，“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73岁的丘处机毅然带领十八位弟子跋山涉水，远赴万里之外的成吉思汗大本营（今阿富汗境内阿姆河南岸），劝说这位旷代雄杰停止杀戮、保境内安民。“太祖（指成吉思汗）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元史·释老志》）丘处机所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在本质上完全契合老子所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夫乐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三十一章）；至于以“清心寡欲”来回答成吉思汗询“问长生久视之道”，更是彻底贯彻了老子所说的准则：“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十二章）。

　　孔子学识渊博，精通六艺，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带领一帮弟子栖栖惶惶周游列国，游说君王，企图以周公之道拨乱反正，但结局却是屡遭冷遇，无功而返。对于孔子如此凄凉的遭遇，三国时代的李萧写过一篇《运命论》，为孔子大鸣不平：“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伦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昭明文选》卷五十三）

　　屡屡碰壁之余，孔子大概也有所觉悟，声称：“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甚至悲愤之下还发出过这样的宣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大海之中，波涛汹涌，孔子为何想东去“乘桴浮于海”，而非西行，或者南下？理由或许并不太复杂。居住在山东半岛齐鲁之邦的人们有机会在一种特殊的自然条件下看见漂浮在空中的海市蜃楼，时隐时现，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而后来由此滋生的传说则是海外还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仙岛。

　　当列国君主无法让孔子施展政治理想抱负，他或许梦想大海之中还存在仿如海市蜃楼的另外一个奇妙国土，可以容纳他去搞一块“复周礼”的政治试验田。孔子对如何治国理政有较为成熟的方案，故有时也相当自负，孔子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意即若聘用他主持国家政事，一年即可改观，三年便会很有成绩。孔子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倘如给他施政的机会，他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因此，说到底，东行“乘桴浮于海”，是孔子四处碰壁万般无奈之下萌发的一种理想中的终极追求。

　　需要强调的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并非看破世事将去归隐，孔子浮海东去的目的是为了行道，简言之，是想去传播以周礼为代表的中华文明。

　　孔子逝世1200多年后，作为律宗的授戒大师，唐代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在赴唐留学的日本僧人的多次恳请下，准备东渡传法。他五度束装东渡，皆被漂还，这一过程长达十二个春秋。鉴真第六次东渡，携带如来肉舍利三千粒及佛像和大批佛经，终于在公元753年到达日本，并在东大寺内为日本太上皇、皇太后、皇太子授菩萨戒。日本皇室特建唐招提寺，作为鉴真授戒传法的场所（《唐大和上东征传》）。

　　两千多年后，明末名儒朱舜水反抗清军南下，见大局日渐恶化，萌生赴日传播儒家文化之念。其过程极为复杂：“舜水从消极避乱到积极抗清，从飘泊海外到回国参战”（引自钱明：《胜国兵师——朱舜水传》第5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最后因联合郑成功等人反清复明遭到失败而壮志未酬。朱舜水从47岁开始曾有六次赴日的曲折经历，直至60岁第七次赴日才正式留居彼邦开创他生命最后二十多年的辉煌业绩。他学识渊博，是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暮年在日本讲授儒家思想精义，旁及中国典章制度、园林艺术、建筑设计，门下有十大嫡传弟子，皆是当时政、学两界一代才俊。对于朱舜水在东瀛授业的丰功伟绩，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作了高度评价：“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家，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最有力的导师。”

　　在此可以略作小结：把老子西去探索“长生久视”之道与玄奘西去取经求法、丘处机西去劝说成吉思汗停止杀戮联系起来，指出佛道两位大家西去怀抱的宗旨，与西去归隐的老子思想精神中某些部分有一脉相通之处。把孔子遐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与鉴真东渡传法、朱舜水赴日传播儒学挂起钩来，揭示三位圣贤在向海外传播中华文明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愿望。区别在于孔子当年限于历史条件，只是怀着一个浮海东去传道的梦想，而鉴真与朱舜水却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梦想的真正衣钵传人与杰出实践者。

　　揭橥中国思想史上两位圣人西去与东行的本身意义以及历史传承脉络，或许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一种前贤尚未顾及到的新探索，这里所论仅仅是一个引子，聊为嚆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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